董扬:汽车产业不能再迷信合资以规模为目标

　　年底年初，常被人问：今年（或明年）怎么样？能不能像前两年？我通常也会随口回一句：好日子到头了。仔细想想，这样说不准确，不全面，应该说：和以前的日子不一样了。

　　日前，听国资委邵宁副主任谈经济形势，讲得很精彩，他的讲演对我考虑汽车行业形势有很大帮助：

　　1、中国经济前三十年高速发展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：一是要素成本低，包括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，因此有天然的低成本优势并易于吸引外资；二是中国人天生储蓄率高，能较多地积累发展用资金；三是有较广泛的技术来源，原因是我们原来的生产、技术水平较低；四是较大的国内市场，不但人口多，市场大，还包括行业的宽度，从轻纺、家电、通讯到住房、汽车，可以一拨一拨排浪式地消费。我还可以补上第五条：中国人心思治，社会稳定。这五条总体形成大国后发优势，保证了中国经济破天荒、创纪录地高速发展三十年。

　　2、现在情况变化了，原有的重要支撑条件变了。一是要素成本大幅提高，以至于出现全国范围的工资上涨和用工荒，已经有一些外资加工企业因此向东南亚转移；二是引进技术来源大幅缩小，在许多领域我们现在只要最先进技术，而人家却不肯给了，给的话也会附加条件，提高价格；三是市场的余量也没有那么大了，实物经济的发展范围仅余住房、汽车，还不宜过太快地发展；四是人心思治虽没有改变，但人们的法制意识强了，环保意识强了。以上几条都决定，像以前那样发展不行了，必须转型升级。

　　3、我们遇到的是成长中的烦恼，发展后的问题，无须怨天尤人，而应改弦更张。审视现在，虽失去了一些旧优势，也获得了一些新优势，我们仍有很多的发展优势：一是有资金优势，包括外汇；二是市场仍有一定的空间，美欧日与我们在这方面仍不可同日而语；三是成本优势虽与东南亚相比已转劣，但与发达国家本土比仍有优势；四是引进技术虽然难度增加，但多了一条通过并购获得技术，还包括品牌及供应、销售体系的大路。

　　听邵宁副主任讲后，我感到，汽车行业的日子，不是好坏之分，而是可能永远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了。以前我们可以穷并快乐着，以后只能不算富、但必须忧虑着了。有些以前我们得以成功的经验不能再用了，有些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，今后则必须开始做！

　　不能再做的至少有三条：

　　一是不能再以增长数量、规模为主要目标。按人均汽车保有量计，中国仅为世界平均的一半，但发改委陈斌、陈建国两位老朋友讲得对，应把制约因素考虑在内综合研究发展速度。对中国汽车产销的峰值，我仍坚信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，但实现的时间可能是十年，也可能是二十年。对发展速度的误判，对企业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。在同一次讲演中，邵宁讲过，什么是泡沫，泡沫就是对一个产业期望过高，投入过高。审视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历程，企业经营可能发生的最致命的灾难来自资金链断裂，而造成资金链断裂最主要是失误，是对发展的误判，是过分追求规模的扩张。

　　二是不能再迷信合资项目。奇瑞要上合资项目，我无话可说，凭什么别的企业两条脚走路，让奇瑞一条脚蹦？但在上新的合资项目之前，我提醒大家要考虑到如今与过去的不同。首先是市场增长速度不同了，谈项目的方法也要不同。当年我在北汽参与北京现代项目，面对迅速井喷的市场，我们没有采纳政府某部门要求的“货比三家”，我们追求的是“现代速度”，结果是项目提前一年投产，当年盈利巨大，收回所有投资还要多。如果现在谈此项目，我会建议精雕细刻，仔细推敲。因为时间没有那么重要了，相反，由于竞争激烈，项目的细节重要性增加了，不精细就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。其次，不要再迷信外资品牌。有人问我要不要买萨博，我回答坚决不买，一个空壳萨博，既无先进的开发体系和产品，也无完整的采购、销售体系，除非白送给北汽有用，别人买了真没有什么用。退一万步，就算买了萨博，国家允许你建轿车厂，你也不见得干得过沃尔沃，千万别得到萨博就做大众丰田的梦。

　　三是不能再忽视法律法规，包括强制性标准。中国法制不健全是事实，部门立法而非公众立法现象广泛存在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甚至用立法过严弥补执法不力也屡见不鲜。但是，汽车是大件商品，涉及到越来越多人的根本利益，有关汽车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，因此，不能再企图用国一、国二的技术，糊弄国三的排放标准，以防被人告上法庭，到时候谁也不会为你说话。也不要为满足某些采购部门的要求，打标准法规的擦边球，做可能危及诸如出租汽车司机等群体利益的事。不能再寄希望于法不责众，寄希望于政府会替国企兜着，反而应该警惕某些政府机构在被发现问题时诿过于企业。

　　而应该做的至少有四种：

　　一是加强技术创新。现在强调自主创新的人，多数是从政治、民族、国家安全的角度讲的，认为不应该依靠外国技术成瘾。其实另一个大家没有清晰看到的问题是，由于中国的发展很快，市场要求越来越高，引进技术的余地越来越小了，难度越来越大了，代价也越来越高了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加强研发和创新，用自己的技术更踏实。而且自己手中有牌，才能更好地和伙伴对话谈判。要做到这一条，必须有大决心，大幅提高研发投入。现在全行业研发投入不及主营收入的2%，要达到中央要求的与国际接轨，需要提高一倍以上。我曾与不止一位大国企老总谈及此议，但有此决心者不太多。对这一条，我还想补充，此议对合资企业同样重要。试想，如果没有泛亚的开发支撑，上海通用仅依赖其在美国、德国、韩国的技术，是不可能获得现在的成功的。

　　二是注重品牌的培育。对于这一条，我没有新的心得，仍希望大家研究品牌发展的规律，搞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，制定适合自己的品牌战略，并长期坚持下去。这两年因为市场的不理想，管销售的老总是被换得勤的人，人言道“换手如换刀”。但是切不可因此乱了品牌战略的方寸，频繁改变品牌战略，品牌有可能因此永远也树不起来。

　　三是用好并购手段。娶媳妇不是为了给别人看，而是为了过日子，生孩子。并购国外企业，也不是为了扬我国威，扬眉吐气，而是为了企业发展。我完全同意邵宁副主任的意见，在转让技术日益受限的情况下，并购应成为我们获得先进技术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，更何况同时还可以得到品牌、采购和销售体系。当然，利益大的事风险也大，国企并购好处虽多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做。要做好至少要注意三条：一是准备好资金、人才，吃得下要能消化得了，买到手要能玩得转；二是充分考虑被并购企业员工和所在国政府的利益及法律、文化环境；三是对并购对象做仔细的价值分析，如前文所述的萨博，不要也罢。

　　四是要研究问题。包括产业发展规律，国内、国际经济、政治形势，政府政策走向。这里第一要研究竞争对手，研究目标市场。商场如战场，谋而后动是兵法要义，为将者焉能不遵。第二是要研究发展规律，发达国家先走了数十上百年，经验教训都在那放着，为什么不研究？李开复先生在微博中说，桥和船在那里放着，为什么要摸石头过河？信哉斯言。第三要研究政策。虽说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但原理中也指出，有时上层建筑会起反作用。政府官员在为行业、企业服务的同时，还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，还要服从上级领导。我们只有研究清楚问题，并给政府主管解释清楚，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有利的政策。不研究明白，说明白，光靠请客、“跪求”是没有用的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今后的日子与以前不一样了。对此我们不但不应怨天忧人，而且还应看到，今日的困难是成功带来的另一面，是我们自己争取的，怨不得别人。今日有今日的优势，重要的是重新审视，制定好自己的战略，特别注意什么是过时的经验，如今不可再用，什么是过去不可为而今日需要做。我们已经发展成世界汽车大国，大有大的难处，但大有大的作为，更重要的是大要有大的担当